就是因为它只是一个荣誉性质的东西，一方面它不能世袭，不能一劳永逸地传之子孙后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没有与这些荣誉相对应的利益。

崇祯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崇祯皇帝在内阁与军机处几易其稿之后合奏上来的封赏奏折上面，写下了一个朱笔的准字。

除了李邦华与孙承宗按照之前英国公张惟贤的提议，分别被封为一等东胜侯和一等宁城伯以外，另有二十九位有功将领得封不同世爵：

近卫军第一镇都统制使马世龙，以其居庸关上率军御敌、击退建虏之功，封为二等武定伯，并赐宣府兴和口外土地三百顷为永业田。

同时，改宣府镇兴和口外的兴和堡为武定堡。

近卫军第二镇都统制使王辅，以其在紫荆关率军御敌、击退建虏之功，封为二等武兴伯，并赐阳和卫白羊口外土地三百顷为永业田。

与此同时，改阳和卫白羊口外的猫儿庄堡为武兴堡。

大同镇总兵官祖大寿，以其白登追击、进军归化、收复河套之功，封为三等武川伯，并赐归化城以北阴山北麓（哈剌兀纳山口）土地三百顷为永业田。

此地原是隋唐时候华夏版图上的武川郡，此时自然也改回了原来的名字。

五军营总兵官老将江应诏，以其居庸关抗击建虏之功，并录前功，封为三等武卫伯，并赐八里罕一带土地三百顷为永业田。

三千营总兵官王廷臣，以其在居庸关抗击建虏并复怀来、保安、怀安等地之功，封为三等武安伯，并赐得胜口外漠南土地三百顷为永业田。

山海镇总兵官赵率教，以其蓟镇边外抗敌之功以及进军归化、恢复河套之功，封为三等靖远伯，并赐河套之地西南都思图河北岸土地三百顷为永业田。

热河镇守使曹文诏，同样以其蓟镇边外抗敌之功以及进军归化、恢复河套之功，封为三等安远伯，并赐河套之地最为肥沃的后套平原土地三百顷为永业田。

除了这些封为三等伯爵以上的总兵大将们之外，宣府镇副总兵邓祖禹以坚守独石堡击退建虏镶黄旗围攻的功劳，封为一等子爵，赐独石堡外永业田二百顷。

同时封为一等子爵的，还有率军收复朔州、参加平虏卫城之战，并进军归化的延绥巡抚孙传庭和总兵官贺时雨。

孙传庭、贺时雨带着延绥镇的骑兵四处奔波，打了不少仗，十分辛苦，但是运气始终不怎么好。

若是跟着一起收复了归化然后再进军河套，那么封个三等伯谁也不能挑理。

可惜的是，延绥军围剿了一年多的陕北流贼在关键时刻逃出了晋北群山，再次回到了延绥地区，将之前已经残破不堪的延绥地区几个县城，再次蹂躏了一遍。

弹劾他的奏章像雪片一样飞来，就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有意要封赏他一个更高的爵位，也不能在这个时候给他封赏。

毕竟，延绥镇是他的防地，闯王高迎祥的一窝流贼头子，在他的追击下，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在陕北再次流窜各地，之后，又顺利进入了平凉、固原等地区，声势再一次大振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封他一个伯爵，实在是无法服众。

当然，跟这两个运气不好的高官一样，被封为一等子爵的，还有山西镇的总兵官王国梁。

若是王国梁跟着李邦华一起去了河套，参与了收复河套的事业，那么给他一个三等伯也可以服众。

可惜他没去，而是被李邦华留在了归化城中转运粮草，看守后路。

除此之外，获得一等子爵爵位的人物，还有近卫军第二镇原大同右卫麻家的麻登云，东江镇副都统制使陈继盛，东江镇前路总兵府副将尚可喜，东江镇后路水师副将孔有德，东江镇前路总兵府总兵毛承禄，登莱镇监军御史兼旅顺镇守使李信，以及五军营副总兵黑云龙和三千营副总兵刘兴治。

这些人各有各的功劳，除了封为一等子爵以外，该有的二百顷永业田的赏赐自然也不会少。

东江镇的几个一等子爵，其封赏的土地一概封在了原来布顔代等人盘踞的豆满江以南咸兴城以北地区。

而麻登云、黑云龙、刘兴治的，则封在了杀胡口外。

这些一等子爵之外，还有一批新晋的小勋贵，被封为三等子爵的有麻昆、刘肇基两人。

被封为一等男爵的，则有沈廷扬、虎大威、猛如虎、黄得功、莫与京、班志富，以及祖克勇和曹变蛟。

其中，祖克勇、曹变蛟两个人在先后抵达京师，并得到了这一次的封爵之后，随即被崇祯皇帝留在了身边，充任御前侍从武官。

而那一个为这许多人都挣得了世爵世禄的人物，也就是鄂尔多斯诸部的济农额璘臣，也按照之前的惯例，被封为了内附蒙古一等奉恩侯，从此与顺义王卜失兔一样，被留在了大明京师。

崇祯皇帝也在京师四九城中为额璘臣和顺义王卜失兔赐予了宅邸，令其安居。

跟随额璘臣前来京师朝见的鄂尔多斯台吉善丹和扎木素，则分别被封给了内附蒙古一等子爵的爵位，与顺义王卜失兔、奉恩侯额璘臣一样，有世爵世禄，而无世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