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崇祯四年的二月初八，礼部仪制清吏司郎中许誉卿等人呈递的奏疏，得到了崇祯皇帝的批复同意，所提的诸条建议，在被内阁增删修改润色了一番之后，即奉旨以上谕的形式发往各地。

崇祯皇帝还口谕通政使司，让他们以邸报的形式，将其中诸条谕令昭告天下。

其中的第一条，就是谕旨加封真武玄天上帝为“护国佑圣北极镇天荡魔真武大帝”。

这么做，等于是在明太祖朱元璋加封的“玄天上帝”封号、“真武荡魔天尊”封号，以及明成祖朱棣加封的“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封号之上，又进一步把真武玄天上帝的地位提高了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达到了“真武大帝”的规格。

这么做了以后，真武的地位，基本上就算是与玉皇大帝之类的道教最高神仙等级“大帝”持平了。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并不想搞什么装神弄鬼的那一套，但是在当前的这个局面之下，要想不断地激发起军队和民间的尚武忠烈之风，除了提升军队的地位，提升武人的地位之外，还要充分利用民间对真武玄天上帝的信仰。

而广建护国忠义庙或者护国忠烈祠，让战死沙场的阵亡将士们配享忠烈祠，从祀真武大帝，就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与此同时，护国忠义庙也好，今后在各地敕建的忠烈祠也好，不能建了之后就算完事了，而是应该长长久久地祭祀下去，让它香火不断。

这就需要有专门的祭祀人员来管理，而以真武玄天上帝为主要神祇之一的道教正一派，恰恰符合这样的要求。

明朝中后期的时候，道教有两大派，一个是北方的全真派，另一个就是南方的正一派。

两派各有自己的特点与优长。

其实说起来，在这两个道教的大派之中，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内心深处更欣赏全真派。

因为全真派的道士们，尤其是丘处机传下来的龙门道士，普遍奉行克己、忍辱，清修、自苦，不妻、素食等戒律。

相比于那些可以娶妻生子的正一派道士们来说，全真派道士显然更有出家人的修行在内。

但是，崇祯皇帝思考了很久还是决定选择正一派。

一方面固然有太祖皇帝朱元璋、成祖皇帝朱棣，以及后来嘉靖皇帝对道教正一派一再提携重用的因素在内。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全真派的道士们，主要注重个人的明心见性、修道养生，追求的更多是个人的羽化成仙。

同时，全真派不是正一道那样的符箓派，不怎么搞符箓法术、炼丹制药、驱鬼治病、祈福消灾之类的宗教仪式。

这样一来，全真派固然显得比较高端有追求，但是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却是隔着一层东西。

这就像是佛教里的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一样，一个是度己先度人，一个是度人先度己。

既然这样，崇祯皇帝也只能选择正一派这个更加大众化，更能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道教派别了。

也是在这一道公开昭告天下的谕旨之中，崇祯皇帝谕令江西龙虎山嗣汉天师府正一道第五十一代嗣教大真人张显庸，携其长子张应京及门下高士弟子若干名，接旨之后北上京师朝见听用。

与此同时，崇祯皇帝也在谕旨之中，令辽东督师府鹿善继于医巫闾山选址修建辽东忠烈祠并医巫闾山烈士公墓；

令宣大总督杨鹤在大同府东北的白登山选址修建大同忠烈祠并白登山烈士公墓；

令直隶总督梁廷栋在军都山上选址修建军都山忠烈祠和军都山烈士公墓，并在紫荆岭上选址修建太行忠烈祠以及紫荆岭烈士公墓。

令东江镇五路都统制使安东侯毛文龙在安东镇守府辖内安州以北的妙香山，选址修建东江忠烈祠并妙香山烈士公墓，收葬阵亡将士遗骸或神位灵牌；

令贵州巡抚邵捷春在贵阳郊外选址修建黔西忠烈祠并黔西烈士公墓，收葬那些在平定水西之乱中阵亡的大明官军将士遗或者神位灵牌；

各忠烈祠，供奉真武大帝并关圣帝君神像，皆以阵亡将士神主灵位配享，由道录司正印正一嗣教大真人所遣弟子住祠主持，岁时奉祀。